劉京輝:從增強職業教育適應性看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
【2021太和文明論壇:教育文化分論壇】
導語:如何增強職業教育的適應性,既包含職業教育“老生常談”的基礎性、本質性問題,也蘊含著職業教育的先導性、前瞻性問題,即改革和發展問題。關于未來職業教育改革發展適應性問題,應該由“被動適應”更多向主動適應轉變。
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前秘書長劉京輝女士對當前職業教育的適應性問題作出深刻探討。
從增強職業教育適應性看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
第五屆太和文明論壇教育文化分論壇聚焦職業教育,所選主題為職業教育如何“增強適應性”。在今年3月中國召開的兩會期間、在4月召開的全國職業教育大會上,以及在“十四五”規劃中均涉及職業教育“增強適應性”這一話題。所以,本屆論壇的這一議題可謂正逢其時。
其一,當前國際形勢風云變幻,世界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百年未有之大疫情,世界和平發展安全風險增加,不確定、不穩定因素不斷顯現;
其二,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大局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交匯點,中國同樣面臨各項全球性問題——新冠疫情、地區沖突、氣候變化、生態保護、數字鴻溝等;
其三,中國正在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教育的整體改革與發展必須與之相適應。
在這樣充滿變革的時代,包括職業教育在內的各類教育不可能獨善其身。職業教育如何適應當下與未來?職業教育如何適應內循環與外循環?這將是我們今后一段時期需要關切與回答的問題。
在增強職業教育適應性方面,既包含職業教育“老生常談”的基礎性、本質性問題,也蘊含著職業教育的先導性、前瞻性問題,即改革和發展問題。
第一,在職業教育基礎性、本質性問題方面,職業教育既應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也應適應人的全面發展。兩者均涉及職業教育的主動適應和相互適應的各方面。過去多年,教育實踐者們在教育理論界對此進行了很多探討和論證。自2019年至今,中國政府亦針對相關問題出臺了一系列文件、政策、措施。比如,關于“立德樹人”“產教融合”“三教”改革等等。但有關如何將兩者從內涵與外延有機結合起來,良性相互“適應”還需要很長時間的相互磨合。
第二,在未來職業教育改革發展適應性問題方面,應將上述“被動適應”向“主動適應”轉變,跳出狹義的職業教育圈,教育界和職教界本身不可僅僅“就職教論職教”。無論是中職、高職還是本科培養出的人,未來職業教育所培養的“職教人”在就業后應不僅被動參與生產過程,完成既定生產任務,更重要的是,應在培養過程中就有能力主動參與未來企業、部門、單位的發展謀劃工作,從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當家作主人”。為實現這一目的,今后在規劃、謀劃、設計職業教育制度全過程時都應邀請相應的經濟界、企業界人士深度參與,從而達到真正意義上的“適應導向”。
第三,中國正在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與之相適應,也為了應對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中國正在進行新一輪的產業調整和布局。比如,對于中西部發展,中國政府提出鄉村振興計劃。在職業教育如何加以適應方面,我從另一角度提出“逆適應”的觀點,即未來國家在對經濟、產業進行發展和布局時,也應主動考慮更好適應職業教育發展和職業人才需求的問題。部分工業、產業、研發部門可在中西部的中小城市或鄉村中主動布局,以此拉動鄉村振興,留住人才。
第四,關于中國職業教育如何適應“內外循環”方面。首先,政府應將中外職業教育合作納入整體教育對外交流與合作的頂層設計與謀劃中;其次,應將中外職業教育合作納入中國整體職業教育改革發展中;第三,針對不同國家和地區,應采取差異化的合作措施。
面對職業教育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應繼續實施“請進來”政策,深入解析并“吃透”其好的經驗與做法,并將此類規律性經驗及時融入和“固化”于我國的職業教育體系的改革與構建中。比如,讓中國職教界耳熟能詳的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以及“雙元制”大學在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過程中,如何適應當前和未來社會結構性變遷和教育內涵式發展的經驗,特別是德國在教育改革中將“融通機制”(Durchl?ssigkeit)貫穿于整個教育體系,“通過資格框架等能力量度工具,實現職業教育、普通教育、學術教育之間統一的能力認可與換算邏輯”。再比如,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的職業資格制度與“微證書”的實施與實踐等。
面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職業教育交流與合作,應將“請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請進來”應重點通過論壇、學術會議、實地交流等形式,共同探討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職業教育的作用與助力,分享我國改革開放40多年的成功經驗。
“請進來”還包括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培養一大批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深諳中國文化并精通專業的職業教育師資隊伍。過去幾年,職業教育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我國以援外和“企業走出去”為目的,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了不同類型和不同層次的技能、技術型人才培養;我國一些高職院校也分別在泰國、非洲等國家嘗試建立了若干個“魯班工作坊”或在當地開展了合作辦學。但總體而言,此類合作與人才培養還未形成規模和長期效應,未成為國家層面的總體設計。建議中國在此方面可借鑒發達國家相關經驗與做法,將其納入國家總體援外計劃,做好總體謀劃和頂層設計。
轉載自:太和智庫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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